當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獎的新聞與黃曉明的奢華婚禮新聞相撞的時候，在當下中國，這註定會鬧出一點批評來。
討論屠呦呦和黃曉明的收入，其實，最根本的是價值與價格的問題。即他們的勞動的價值，與勞動在市場上的價格。
在現在的市場中，黃曉明做廣告，演電影，都可以輕而易舉獲得巨額收入，而大學裡面的教授、科學傢卻要清苦得多。或許屠呦呦可以利用專利賺到錢，在這一點上，袁隆平能做到。但必須指出的是，他是應用科學方面的科學傢，其工作成果直接與生產相關。如果是像愛因斯坦、霍金這樣的科學傢，研究的都是玄之又玄、離普通人生活十萬八千裡的時間、黑洞，他們是不可能直接在市場上獲得巨大利益的。
這是因為，人性是有缺陷的，人們願意為歌星支付上千元的門票，但是，願意直接為霍金研究直接捐贈的人卻要少很多很多。人性是短視的、貪圖眼前的，人的理性也是有限的，人組成瞭市場，於是，人類有瞭有缺陷的市場。在這個市場中，大多數科學傢註定沒有歌星賺錢。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那麼，我們該怎麼面對市場的這種缺陷?
市場缺陷背後的問題是，勞動的價值是否應該有一個客觀的、合理的標準?這正是人類歷史上一個長期爭論的問題。
糾正這種有缺陷市場的努力一直存在。馬克思想方設法給出一個標準，並給出瞭價值與價格關系的理論，並為價值進行所謂的理性定價，比如，社會平均勞動時間。在這個理論下，工人生產產品的勞動是有價值的，但資本傢是不創造任何價值的——— 說到這裡，我們似乎看到瞭這場爭論的始作俑者。
在這個理論下，屠呦呦解決的是活著的問題，而黃曉明解決的是活著的人聲色犬馬的娛樂需求問題。自然，後者的勞動沒有價值，應該更低價格，而前者的勞動更有價值，也應該更有價格，所以，屠呦呦的收入應該更高。
這個思路中國人是熟悉的，在這個思路中，一個發明瞭戰鬥機、發明瞭更高效率的核電站的工程師，甚至哪怕是一個老農，都是直接從事生產的，當然應該比一個資本傢收入高。
這個思路變為具體的經濟理念的時候，就是所謂的計劃經濟。實際上，努力規劃好該生產多少雙鞋，生產多少電視機，其實是計劃經濟細枝末節的表象，計劃經濟最本質的努力是：規劃價值的價格。
不幸的是，中國人都知道這種努力的結果是什麼?整個國傢的經濟運轉中，整個勞動的價值都大大低於應有的價格，最終，經濟瀕臨崩潰。渡過血海，方知回頭是岸。從這個角度，對黃與屠收入差距不理解的最終來源，是中國的計劃經濟時代。
而西方古典經濟學則繞過瞭價值，直接用稀缺性來解釋價格，信經濟規律，認為個人需求決定著價格和要素報酬，並且相信價格體系是最好的資源配置辦法。更具體來說，並不需要一個標準去評價黃曉明與屠呦呦的勞動，隻需要看他們在市場中的價格即可。對人類社會與經濟的發展而言，這就足矣。
打個比方，有一首歌叫《感恩的心》，告訴我們，應該感恩很多人，比如在公司，我們要感謝老板，是他運用自己的企業傢才能組織瞭一個公司，大傢才能在裡面上班。但是，這絕不意味著我們應該因為感恩而不要工資。
在這個思路下，黃曉明與屠呦呦勞動的價值就退到瞭幕後，變為一個純抽象的道德意義上的標準。
從這個意義上說，大眾購買電影票、演唱會去看明星的演出，然後，在茶後飯餘、在教育自己孩子的時候，以崇敬的語氣提到屠呦呦，這是非常正常的，是市場的常態，也是人性的常態。
這種局面未必理想化，但卻是由人性本身決定的一個最不壞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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