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是一個生活方式。”這是騰訊為自傢產品設計的宣傳語，如今微信的用戶數量已超6億，“一個生活方式”正在成為現實，以微信為代表的即時通訊工具已成為當下最廣泛的手機應用。
微信增加公眾信息服務後，公眾賬號悄然轉變為一種特殊的媒體形態，在傳播信息的同時，也成為謠言的誕生地。
騰訊今年3月曾啟動“全民舉報計劃”，向網絡詐騙黑色產業鏈宣戰，4月又配合政府開展“凈網行動”，打擊網絡色情信息。8月7日，國傢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佈《即時通信工具公眾信息服務發展管理暫行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對即時通信工具服務提供者、使用者的服務和使用行為進行規范，對通過即時通信工具從事公眾信息服務活動提出明確的管理要求。
北京郵電大學國際學院院長、互聯網治理與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李欲曉表示，《規定》出臺聽取瞭各方的意見，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程序規定，其內容對行業發展、公民權利保護、國傢政策的完善都起到瞭促進作用，從法律本身和立法程序來講均符合要求。
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副研究員劉瑞生認為，《規定》是網信辦出臺的規范性文件，基本遵循依法行政的法治精神，“互聯網中的即時通訊工具發展比較快，相關法規出臺有一定難度，制定時需更謹慎。《規定》中的‘暫行’兩字，表明內容還可調整，還在不斷收集各方意見，出臺相關政策的速度也許會很快”。
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秘書長祝華新在被問及《規定》中有關公共賬號發佈或轉載時政新聞的資質時說：“建議個人公號不必拘泥於時政，可以向服務性公號轉型，與相對適合議政的微博平臺相比，微信更大的特長是各種實用信息的供給和辦事能力。”
從新浪微博和騰訊微博一段時間相關帖文統計數來看，關註時政的話題貼數量遠遠少於民生。據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統計，一些知識分子網友關註的時政話題有219萬條，有關民生的帖文是千萬級的：就業2656萬條，養老2536萬條，住房2589萬條，醫療6012萬條，農民工2877萬條；與此同時，新富起來的中高收入階層關註的生活品質問題，也是千萬級的：養生2201萬條，保健5773萬條，美容25868萬條。
“針對時政類新聞的限制，10年前就有瞭，這裡隻不過在轉述《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互聯網新聞信息管理規定》裡面的規定。公眾覺得陌生，可能是在執法過程中出現瞭問題。”李欲曉說。那麼為什麼要專門針對時政新聞進行限制呢？劉瑞生認為，一是時政新聞影響大，二是門檻高。按照新聞專業主義精神和職業規范來講，發佈時政新聞要反復核實細節，主流媒體有采編新聞的資質，門戶網站隻有轉載的資質，個人的公共賬號沒取得資質的不能隨便發佈和轉載。
時政新聞為什麼如此特殊？祝華新認為，時政新聞的采訪需要較大成本，需要專業的經驗和判斷，這是專業新聞媒體的責任。管理規定把互聯網網站的時政新聞原創、轉載資質管理延伸到微信公眾賬號上是必要的。在此需要強調新聞媒體的專業精神、社會責任感。
祝華新同時提醒公眾，對涉及時政類新聞的傳播作出規范盡管非常及時和必要，但也需要劃定邊界：第一，這次主要規范的是微信公號，在遵守法律的情況下，個人賬號點對點轉發時政類信息，屬於個人通信自由。第二，時政類信息是最需要規范的事實性信息，不能以訛傳訛，傳播虛假的時政信息，但對於網民有關公共事務的意見表達，對於基於合法出版媒體所提供的有關時政新聞事實的議論，還是要多包容。第三，對於數量龐大的微信公號而言，集中議論時政的公號其實隻是一小部分，更多公號有更為廣闊的內容關切，如果有時涉及時政內容應予包容。社會轉型期也是矛盾凸顯期，即使是那些民生類公號也不可能完全繞開時政內容。
網絡社會是現實社會的延伸，中國接入國際互聯網20年，但互聯網治理仍處於建設期。
“對於互聯網，我們國傢從封閉的階段直接跳到瞭一個全開放的狀態，完全沒有準備，我們一個猛子紮進去瞭，嗆瞭幾口水，後來發現不對，我們原來不會遊泳，遊泳都不會如何網上沖浪？因此從社會到企業主管部門出現瞭一系列不適應的狀況。這需要慢慢適應。”李欲曉說，對於網絡空間的治理，要走的路還很長。目前隻是一個良好的開端。治理網絡空間需三方協力，政府在執行過程中能不能依法執行，企業能不能直視自己的責任，公眾能不能理性看待自己在網絡空間中的義務和權利的關系，都需要大傢去學習。那種“我在網絡空間想幹什麼就去幹什麼”的觀點應該淘汰。
面對“網絡社會”和“法治社會”如何兼容的問題，祝華新認為，一方面要看到互聯網並不是法外之地，網絡表達必須遵循法律和公序良俗的規范，另一方面也要承認網絡輿論的發達釋放瞭轉型期社會的底層壓力，讓上級政府和全社會及時發現基層治理上出現的各種問題和矛盾，及時出手解決問題，化解幹群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