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和無意識狂歡:蜜糖砒霜,互不相礙

  自從印刷術解決瞭媒介的生產成本問題,它的形態演變就與技術演變密切同步:報刊、廣播和電視分別代表圖文、聲音和影像的升級,從左至右的傳播效率遞減、信息厚度遞增。互聯網同樣遵循這樣的歷史規律,隻不過時間間隔空前短促。

  2013年的微信公號在博客之後重燃寫作風潮,這是圖文形態的重生;2014年的移動音頻行業發生資本大戰,這是聲音形態的復蘇;2015年則作為短視頻元年造就瞭直播市場的興盛,這是影像形態的回歸。就像社會學傢對於電視摧毀觀眾心智的憂心忡忡並未阻礙這個繁榮產業為美國帶來瞭“陷在沙發裡的一代”,直播的玩法愈來愈讓那些自認握有權柄的“中老年人”感到困惑,而“二次元”、“亞文化”等小眾標簽的登門入市,則最為生動的表現出瞭社會本身的惶恐不安。

  如果說真人秀的熱潮受益於美國電視產業的繁榮,那麼這節“失落之課”則在中國以直播為象征實現瞭歷史的重演,窺私欲引發無聊經濟,而後者塑造瞭平民偶像的時代夢。有多少美國青年向往卡戴珊的紙醉金迷,就有多少中國網紅憧憬Papi醬的遐邇聞名。

  直播的特點在於:沒有彩排,即興發揮

  卡爾?榮格是弗洛伊德的摯友,他提出瞭“無意識狂歡”的理論基礎,用通俗的語言來講,自制力——比如強迫我們讀書學習的動機——是後天的產物,它常在與懈怠、懶惰、疲倦的競爭中處於下風,而打敗它的,就是先天遺傳的無意識人格。人類這個物種,素來擅長理解創造,卻看不懂本能。

  互聯網的免費模式,使得稀缺這一屬性從供給側轉移到瞭需求端,來自後者的註意力成為最為昂貴的經濟單位。顯而易見的事實在於,任何用戶都不可能突破“一天二十四小時”的註意力上限,那麼在切割時間的努力中,直播的蠶食能力要遠高於在微信上讀一篇文章、在開車途中聽一場相聲。

  這也導致直播引發的“無意識狂歡”飽受輿論鞭笞,卻並不妨礙它的價值遭到自上而下的認同。無聊在此時或許被發揮到極致——無論是集體數場景中一個迷你魚缸裡的魚,還是忽然“一言不合就自發成語接龍”,這種充滿隨機性的“集體無意識”似乎也漫溢著某種難於言說的微妙樂趣 。

  有人說得足夠好:一群人以無聊相互消費,則就是陪伴瞭。給無聊以意義,給無聊以溫情,並且,給無聊以真實。榮格以“人格面具”來形容人們參與社會角色時的選擇,他並未體驗到互聯網改造之後的世界:卸下“人格面具”變得輕而易舉。另一方面,任由本能操縱的無意識行為,也都呈現出孤獨或者是無聊的色彩。

  以微信公號的運營為例,大多數“正常向”的微信公號,其爆款內容都以“朋友圈分享”為主要的傳播路徑,無論是雞湯還是反雞湯,它們最終都得益於用戶面向社交關系的自我展示。但是有著相當數量的“非主流”微信公號,比如軍事類的、動漫類的、遊戲類的,其推送內容占比最高的打開來源是“會話”。

  “孤單是一個人的狂歡,狂歡是一群人的孤單”——用這句話來解讀直播,大抵也是沒錯的。

  有人說,中國夢就是一夜成名的“網紅夢”

  曾有直播平臺的運營在用戶群做過使用時長的簡單調研,結果發現那些活躍用戶報上來的數字都不可思議的低,她悄悄去找技術要瞭那些帳號的真實在線情況,發現他們都下意識的往低謊報瞭自己對於觀看直播的熱愛。

  事後,這位運營約瞭其中一個與她私交甚好的用戶,提及這個問題時,後者表現得有些不好意思,稱自己不願在其他人的面前承認沉迷,“不想被認為是一個整天都沒有事做的廢柴。”王爾德曾因“與其他男性發生有傷風化的行為”被英國法庭判罰入獄並罰沒所有財產,他在監獄裡寫道:“我一點也不後悔曾經為享樂而活過,我過著蜜糖般的生活。”

  但是,苦役生活亦磨滅瞭他的心性,這個輕浮的才子終視輕浮和美學為惡,甚至為瞭擺脫異於常人的偏見而皈依瞭天主教。一百多年過去,孤獨或者說無聊依然存在,隻是不再如若猛獸。而直播室的彈幕間,提供瞭一個有足夠安全距離又充分熱烈的公共空間,有人把時間浪費在美好的事情上,也有人把時間浪費在無聊的事情上,蜜糖砒霜,互不相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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